安徽芜湖市中心广场，一家店面不大的傻子瓜子连锁店，带着浓重的上世纪80年代食品店的痕迹。一张年广九张开双臂的大幅彩照像匾额一样挂在最醒目处，邓小平当年就“傻子瓜子”发表的经典话语就印在照片上。
身着皮衣皮裤的年广九悄然而来。
楼上，是年广九在芜湖的办公处兼住所，楼道里堆满了一麻袋一麻袋的瓜子，隔出来的小卧室里铺盖很简单，床头放着现任的第四任夫人陈慧芳与9岁儿子的合影。“普通哦？”年广九问我，似乎有点为条件简陋而不好意思。
“我不像别的老板搞排场那一套，芜湖这儿的公司也只有我一个人，其他人员的工资不就省下来了么？”年广九说。他说，现在他的傻子瓜子公司真正的“大本营”在郑州。夫人和儿子都在郑州，他有时在芜湖，但经常单枪匹马跑全国谈生意。
江湖气、生意人的精明，还有一种独特的天真烂漫沿着跌宕起伏的漫长命运糅合到他的气质中。他用不纯正的普通话表达自己，似乎努力要让自己的表述听起来理论化一点。他一激动就声如洪钟，脸泛红晕。
年广九的名片很花哨，既有夫妻两人的亲密合影，背面也同样印着邓公的名言。“假如我没有做出贡献，邓小平也不会提到我，替我说话。但他不是针对我，他是对全国许许多多的‘傻子’说话。”年广九说。
有一个时期，“傻子瓜子”沉寂了，而年广九也隐退江湖，逛菜场、打麻将，他也曾说要东山再起。这两年，70多岁的他又重出江湖，那“傻子瓜子”东山再起的豪言有没有实现呢？年广九的朴素让我如雾里看花。“现在，‘傻子瓜子’在全国的连锁店有2000多家，年销售额有24个亿！”年广九挥了挥戴着那只闻名的印章金戒指的手说。
个体户雇佣几个人算资本家？
“傻子”给全国人民出了道难题
7岁在街巷捡烟头挣钱，9岁做学徒经商，十几岁接手父亲的水果摊开始持家。但是，水果摊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贩板栗被冠以“投机倒把”的罪名，入狱一年。出狱后，天生有生意经的年广九转而卖瓜子而生。他走访全国各地，把握了72个品种瓜子的不同配料，并研制出了融南北口味于一体的瓜子。
他的“傻子”头衔是这样落下的：人家买一包，他会另抓一把给人家，人家不要，他会硬往人家身上塞。年广九想为自己的瓜子取个名字，后来想，就索性叫“傻子瓜子”吧。“就像现在的企业花几百万做宣传一样，我多抓一把给人家，就是做宣传。”年广九那时就有了营销的意识。
当“傻子”的结果是：“我很快就赚了100万元。”
年广九的生意越来越红火，一天的瓜子可以卖出两三千斤，他便请一些帮手，人数一天天增加，到了秋天，居然有了12人。这下小小的傻子瓜子“麻烦”大了。
在经典著作中，“七上八下”是一条铁定的界线，即雇工超过8人，就是开始“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从“小业主”变身为“资本家”。于是，“安徽出了个资本家叫年广九”这样的论调不胫而走，而“傻子”的一道小小的雇工人数难题也考倒了很多人，并在全国的政界、学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年广九究竟算不算资本家？算不算剥削？
这场辩论一直持续到1982年，年广九的瓜子工厂已经雇工105人，日产瓜子9000公斤。
1983年底，有人把年广九的雇工问题反映到上面，接着在一次全国工商会议上，又有人提出年广九雇工人数超过国家规定，对国营、集体企业形成不利影响，应该限制其发展……最后，安徽省委派专人到芜湖调查年广九，并写了一个报告，上报中心。
小小的“傻子瓜子”惊动了邓小平。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心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指出：“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我们的大局吗？假如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怕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事实上，在当时的中国，“傻子”远不只一个。对于刚刚开业的10万工商户来说，雇工的数量是否应该限制，能不能超过8个，已经从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衍生成为实际难题。广东高要县农民陈志雄雇佣临时工100个，广州高德良创办“周生记太爷鸡”雇工6个，广东的很多个体户雇工有十几个、二十几个……
邓小平一锤定音。个体户的雇工问题迎刃而解，成为现在轰轰烈烈的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撕开了决定中国命运的小口子。而年广九也因邓公的讲话留名中国改革史。
时隔8年后，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又一次提到了“傻子”：“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适，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我，用商品经济影响了一个时代的计划经济！”年广九树起大拇指在胸前比划，他一直为自己的名字与中国改革开放连在一起而备感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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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浙江在线 )